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一队人员飞奔到使馆大楼前的院子，把正在搭帐篷露营、一脸惊诧的孩子们转移到室内内。“完全出于巧合，当晚使馆计划了一项向使馆人员家属开放的童军活动，”当年的使馆政治部官员祈锦慕（James Keith）对BBC中文披露。原本是学习野外生存技巧的活动，竟差点变成了生死存亡的体验。
次日，使馆外再次响起砰砰声，但 这次并非枪声，而是抗议学生慌忙逃离广场、赶到美使馆要求避难的敲门声。时隔三十年，当时的情景在祈锦慕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。经过诸多考量，使馆最终决定将这些学生拒之门外。“对于我来说，这是八九学运期间一连串艰难抉择中最难的一个，”祈锦慕说。
“八九”学生运动，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之死而起。学生的悼念行动逐渐发展为表达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、反对腐败，控制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等的诉求。持续近两个月，席卷全国学运，终结于军人的武力血腥清场。6月3日夜晚至4日凌晨，枪声与喧哗声响彻北京城。从此，“六四”这个原本平凡无奇的日期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节点，至今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不可言说的敏感词。
“我们尝试向他们解释，使馆犹如汪洋中的一个小岛，如果我们让他们进门，这并非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法，最终可能还是要把他们交出来，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风险。”
祈锦慕说，出于人道主义美国应该帮助这些学生，但鉴于学生和使馆面临的风险，使馆没有这样做。“如果使馆被当做反击目标，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影响将很大。”
1989年是祈锦慕31年职业外交官生涯的头几年，其后，他成为美国国务院与白宫的对华政策重要推手，曾是主管中国事务的的副助理国务卿和国安会主任。
唯一的例外是方励之一家。祈锦慕解释说，他有受到特殊保护的必要。
方励之被六四学生领袖称为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启蒙者，当年则被当局称为幕后黑手。老布什总统1989年2月访问中国时，曾邀请方励之夫妇赴宴，但他们在路上被警察拦下。六四之后，方励之夫妇与次子在使馆内避难一年，才在北京的默许下离境。
学运被镇压后，美国一边强烈谴责暴力、断绝与中国的军事合作，另一边先后派出两位特使访华，维系中美关系。在一年后，美国无条件延续了中国享有的贸易最惠国待遇。老布什政府在六四后的对华政策因此被批评过于软弱。
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施大伟（David Shear）说，六四之后，美国本可以更多地向中国施压和实施制裁。“制裁可以维持更久，或是对最惠国待遇增加附加条件。”当年，施大伟是使馆政治部的二秘，负责汇报中国内政。之后，他曾担任美国驻越南大使，在奥巴马时期是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。
祈锦慕则指出，当时摆在美国面前，是短期和长期国家利益的冲突。美国一方面要谴责北京的暴行、捍卫人权的普世价值，另一方面又要思考日后如何跟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相处，才能持续对华施加影响。
“使馆人员原本各有分工，但在那个春天，没有人在做他们的日常工作，”祈锦慕回忆说，“我们渐渐全都变成了报道中国政治的记者，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采访。”
施大伟两度跟随抗议学生从北京大学一路游行至广场，过程中采访他们：为什么上街？你的朋友们也参与抗议吗？你的家人支持你吗？你觉得会达到什么成果？
“我谨慎小心地选择采访对象，确保对方知道我是美国外交官，从而能权衡利弊决定是否与我交流。”施大伟有意与学生领袖保持距离，避免制造美国大使馆与学生领袖合谋的误解。“我不想增加他们的风险。”
从诸多采访中，他得到的印象是，学生要求共产党的执政更透明、民主，“我并不感觉到他们想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。”
6月2日整夜、3日白天，施大伟都在街头收集情报。到了3日下午，他决定返回使馆歇息一下。在使馆区附近的建国门外，一队武装解放军出现在他眼前，他意识到，在这样一触即发的情势下，补眠是不可能的了。
3日晚到4日凌晨，施大伟和祈锦慕都身在使馆内，一方面，几乎不间断地向华盛顿报告更新信息；另一方面，与还在外头的同事保持联系。
是否允许使馆人员在外面继续观察，是当时的另外一个艰难抉择。
“就像记者一样，我们需要目击现场，我们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，”祈锦慕说。最终让部分人员留在街头，但与使馆保有紧密联系。
“大使请不执行报告工作的使馆人员留在家中。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使馆人员会告知他们遇到的美国人尽快离开。”4日凌晨3点，使馆发出的外交电报写道。
使馆人员和新闻记者在街头目睹的血腥场景，被记录在4日早上6时发出的外交电报中，第一时间回报给华盛顿。“我们没有死伤者的确切数字……我们预期最终死伤人数将很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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